Jordan Wen

2006/04/12 - [ 工商時報/工商經營報／經營知識/D3版]



在為《翻動世界的Google》一書寫序時，重新認識佩吉與布林2位年輕人的成長與創業經過。申請進入史丹福大學念書的人，除了學校的名氣，有很多其實是想到矽谷闖蕩一番，浸淫在史丹福及周遭環境的創業氣氛。



　　美國東岸的波士頓也有類似的氛圍，波士頓銀行在1997年出版的《創新的衝擊》(Impact of Innovation)曾分析MIT的校友、學生、教授所創設的事業，其營收加總起來富可敵國，與世界各國的GNP一起排名，可排到第10幾名。一個學校的創新與創業可以對國家或社會的經濟造成這麼大的影響，是值得注意的。



　　哈佛大學的設校宗旨，也是在訓練可以「改變世界」的領導人，經過哈佛的調教後，因其所創的公司或所領導的財星5百大公司、非營利事業，都是對社會經濟有重大影響的組織。



　　民國初年領導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1968年全球學潮的啟動者巴黎大學與東京大學、1990年代台灣的野百合學運，都曾發揮引導社會的脈動，大學身為國家的主要機構之一，有其一定的影響力。



　　但是這10多年來，有些現象讓人對台灣的大學走向有點擔憂。學校裡的服務性、知識性社團少了，強調表演、表現的活動多了，即使是頂尖的學校，學生對自己的未來卻有了較大的不確定感、沒有安全感。大學的老師汲汲於SCI、SSCI的發表，學生忙著打工賺錢，疲於為自己的生存與生計而惶惶不可終日，學校裡多了如許士軍教授說的「缺少關懷社會，無法解決社會的問題和社會脫節」現象，結果培養出來的學生，業界不滿意、不能用，遑論要去引導社會。



　　最近有機會聽到一位在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進北京清華的校友，198 4年畢業後隨即到國外進修，與他同期的60％的成員現在還在國外。他個人在美畢業後進入微軟工作，1996年回到中國大陸創業，目前還在為中文電腦的作業系統努力打拚。他指出，在大陸清華校友創業的較多，有其歷史因素，科技官僚體系以哈爾濱工業大學為主，各重要工業的國營事業也都各有人脈。但是文革後，清華因出國較多，因此在過去10多年大陸經濟朝向市場機制的過程中，清華在國內基層及產業的勢力較單薄，因此不得不自己出來打天下。



　　另一方面，這位大陸創業家也觀察到，大陸的大學因急於與世界接軌，從211工程(21世紀要有100家世界一流的大學)至今，大學經過整併後，確實體質逐漸改善，海歸派的師資陸續回國，各國的教授都有興趣到大陸短期教學。更重要的是，大學及國家科研也鼓勵發表以 SCI、SSCI為標的。



　　以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為例，就是以在自然與科學雜誌及 SCI、SSCI發表及在主要研究領域被引用的程度、諾貝爾獎得主等客觀資料來衡量一個大學的好壞，按此規則，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都在 100名以外，他覺得這是中國人沒有自信的反射。



　　其實美國有很多大學老師與學生並不太清楚SCI、SSCI為何物，但各校對治校的風格、學生的表現與成就滿有自信的。



　　中國大陸因市場夠大，外國人爭相進來，像在通訊、中草藥上，大陸就敢自訂標準，為何大學的評鑑不能以適合大陸的規格來訂定？誰會在意史丹福、MIT有多少論文？而是他們學校出了多少改變產業，改變社會與改變世界的人和公司，如：Netscape、Yahoo、Google。



　　從台灣的5年500億，看大陸的211工程的目標與發展，大學到底是該領導社會、改變世界，還是逐漸成為一個追隨社會、服務社會的機構？是哪些力量在相互拉扯，國人都看清楚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