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溫肇東教授
當經濟或政治發生巨變，都會產生大量人力資源的流動。從近代歷史來看，二戰結束，戰敗的德國科研人員；或1949年，中央研究院的人員是否要遷到台灣；1990年前後蘇聯瓦解、東西德合併之際，科研人才的流向，都影響日後不同地區的發展。在產業更替時，如智慧型手機出現、諾基亞由盛而衰，其鼎盛時期的團隊，現今何在？有些個案、場合，人才的流轉是緩慢的，如柯達的逐漸衰退；但有些是急遽的，像Nokia或像台灣的HTC。
一戰之後，歐洲局勢不穩定，奧匈帝國的人才很多流向美國，如愛因斯坦、彼得杜拉克都是那個時期遷移到美國。二戰之後，德國各科研機構面臨斷炊窘境，這時在慕尼黑有位叫Fraunhofer的人出來號召，募集資金成立Fraunhofer Society，將德國原來依各地產業特性而成立的各研發機構維持下來，這是德國戰後能快速復原、技術持續領先，成為歐洲經濟火車頭的主要原因之一。否則這些科技人才四散或為其他國家所用，德國的競爭力可能會有所不同。
同樣地，在柏林圍牆倒塌之際，在東柏林有很多科研機構也跟著被裁併，但西德將東德科學院保留下來，這曾是東德的航空、廣播、電視媒體的重要基地。西柏林著名的柏林洪堡大學還將理學院搬到園區內，強化其科技的深度，成為有名的Wista園區。反觀同一時期崩解的蘇聯，眾多的科學家被以色列、美國吸收，這些人力資源的進補，使以色列在九０年代成為NASDAQ來自美國境外、最多新創團隊上市的地區。
這些大歷史的變動，應是人力資源管理學或人力經濟學有興趣的題目。回顧台灣境內，1949年隨政府遷台的中央研究院，和故宮的館藏，可能是國民政府撤退時，於學術及文化上重要的舉措。隨著冷戰局勢、經濟的成長，台灣在大學及研究機構也持續壯大。其中有一個較少被關注的國防科研機構－中山科學院，曾經擔負重任，也培養了很多能自行規劃、開規格、設計、製造、組裝、乃至運轉等整個系統，其成果包括各式飛彈及經國號飛機，最盛時期整個機構曾超過2萬人。
隨著冷戰結束，國防研發經費、軍購政策逐步調整，經過一段「軍民通用」、「軍轉民」等精實方案機制，如將航空相關的人員與技術移轉到漢翔公司，中科院目前已精簡至8147人（103年度）。有些不同的技術團隊因沒有持續的專案可以做，就化整為零，轉入民間，當然這也能貢獻於民間，可是存在中科院組織內的「結構資本」較難以持續精進。
在民間方面，台灣半導體、個人電腦、科技園區鼎盛時期，吸引了大量的優秀理工人才，因其待遇優厚，還有配發的技術股、國防役、研發替代役等激勵措施，讓企業可以找到一些研發基層的能量。同時早期的留學生也陸續回國任教，擴大教學、研究的供給，需要大量的生員，因此選擇在國內進修碩、博士學位的人急速增加，出國進修的人數逐漸減少。
就以科智所的碩士畢業生為例，十多年來最熱門的工作，從明碁、緯創、華碩、宏達電、鴻海、富士康的流轉；以及EMBA班的來源從台積電、研華、電子五哥等公司為主流，到最近更多元的領域和行業，可看出人力需求及人才缺口的動向。
來唸EMBA班的學員因需十年以上工作經驗，故以四十到五十歲居多，通常都在職場擔任中高位階，處在職涯生命中的關鍵時刻。不諱言的，經過EMBA的上課，會增強、擴充他們的視野，和跨領域交流的機會，估計會有三分之一轉業或創業。因此曾有上市公司老闆就對我說，他不是很贊同高階幹部來唸EMBA。
在矽谷有個笑話，有時換工作還不用換車位，因在同一個辦公室園區。「競業禁止條款」是高科技業中很重要的人才流動枷鎖，也引起一些工業間諜、技術洩密的官司。其實在矽谷以及很多科技創新活躍的地區，「競業禁止條款」的條約在情節不嚴重的狀態，非正式的遺漏（informal leak）每天都在「常態性」的發生，促成了當地科技資訊的活化、流動。當然個別公司對有形、無形智慧財產的保護，是責任也是義務。不論在防弊的實體建置上，或在員工專業上、倫理上、法律上的拿捏都各有一把尺。
不過從整個地區的人才發展，可能考慮的觀點需超乎個別組織、學校或機構。被培育出來的人才，若社會中有機構能讓其發揮，在企業組之間、產業間適當地流動、洗牌，也未嘗不是好事。如果有年輕的公司比較囂張地去大公司外面舉牌爭取人才，也不用太大驚小怪。
過去幾年，大陸發展較快、機會較多，許多台灣人才往大陸傾斜，也是大勢難擋。台灣還是需要根本性地找到能讓人才安身立命，或發揮價值的位置，才有可能和全球競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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