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rdan Wen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溫肇東教授

中國大陸在持續多年「高成長」後，造成全球政經板塊重構，大陸國內地域之間所得、需求之落差也需要調和，因此領導人提出「新常態」的概念，要人民習慣。台灣也經歷過高成長轉緩的經驗，但在論述上或實踐上，我們都沒有認真地討論過台灣所面對的「新常態」。我們在60年代起高成長30年之後，從90年代起，各種內外因素，已進入另一種的「新常態」，包括「低薪資、低成長、產業更替快、製造轉服務」等現象已很明顯。但大家仍認為這只是脫軌（derailment）一陣子，應想盡辦法回到「舊常態」，依過去成功的經驗，找下一個旗艦的兆元產業，未能對新常態做必要的準備及投資。

「大陸崛起」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新常態，過去台灣高速成長時期，剛好大陸的因素並不那麼重要。不管是「一帶一路」或「紅色供應鏈」都是我們無法迴避的現象，對台灣是威脅？還是機會？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也勢在必行，這些狀態都是超乎我們過去的經驗。

新常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表徵就是「創新科技」推陳出新，不只「創新採用」速度越來越快，且舊模式被淘汰也越來越快。回顧過去，農業、工業、服務業相繼被機器及智慧軟體取代，人若無法提升為這些「新興行業」服務（設計、管理、創造），確實有失業的可能。最近工業4.0、物聯網（IoT）、大數據充斥在新聞、網路上，說得好像無人車、無人飛機、智慧家電很快就會進入我們的生活中。鴻海與軟銀合作的第一批機器人一上市就被秒殺、搶購一空。以德國工業4.0為主的這一波趨勢，弄得本來尚未解決的失業率又更緊張。盧德主義者（Luddites）擔心傳統工人去路的幽靈又重現？

政大社科院新院長江明修甫上任即提出「要帶領同仁、夥伴邁向工業4.0時代的新未來。」我非常感佩江院長的前瞻格局，只是很好奇若社科院真的都很認真在「工業4.0的社會」的脈絡下做研究、教學，但其他學院沒有跟進，整個學校的氛圍會是一個什麼景象？沒有4.0的經濟，會有4.0的社會嗎？商學院、法學院若沒興趣，不更改其世界觀，當社會的經濟、法制沒有動起來，或教育4.0沒有啟動，這個社會能自動走到4.0嗎？會成為新的常態嗎？

最近另一個新聞是日前台銀董事長李紀珠到日本三菱銀行參訪，看到迎賓接待的機器人很可愛，李董事長準備「引進」、「採用」這項創新。金融業在ATM問世後，人力的運用起了很大的變化，臨櫃桌面的高低、服務的種類調整、服務介面的設計，與客戶互動的性質，發生過的一些變革歷歷在目。每人每年需親臨銀行的次數減少了很多，在超商ATM領錢的次數可能多於銀行，有一些銀行也搬到二樓了。這些都是科技帶來交易形式變革，進而引起空間設計的變化，以及銀行立地條件的改變。

「服務創新」的起因主要是從供給面的科技驅動嗎？還是需求面出發？20年前區公所、戶政服務的創新是「什麼」驅動的？有用到什麼新科技嗎？機場的自動驗照服務、網路訂票劃位等服務，當然有配套的科技，但也減少很多人力需求，也縮短了機場等待線的長度；但基本上我們都是跟隨者，等海外有多國使用過、系統穩定了，我們才採用。

台灣可曾研發出那些引領世界變化的機器人？過去「服務創新科技」哪一樣是我們台灣自己發明的？還是只要會用、用得巧就好。至於要多快速引進，可以造成多少服務差異化，引進會牽涉到多少法規的修正？創新「硬體」的採用和「軟體」的引進有什麼差別嗎？如第三方支付、行動支付在採用的速度上，和鄰近國家比較，台灣落後了多少？會影響到我們的零售4.0創新嗎？通信4G、5G的布建又如何？會影響到我們電信相關的軟硬創新嗎？

相對於新科技的創新，新營運模式的創新更為困難。尤其是結合新技術的營運，如手機叫車、民宿都已有創新的版本，但國內仍試圖維護「舊常態」的利害關係人。日前看到合庫董事長宣布要裁併20家分行，對數百位資深員工進行優退，並另外招收大數據、數位銀行的新人200人。丹麥已率先宣布2016年起不再使用紙鈔、錢幣，全部改為行動數位支付。丹麥人口560萬，目前已在行動支付的使用者超過200萬人，要讓尚未適應的人口做改變，需要什麼過程（政治、法律、社會、輿論、心理）？丹麥有什麼準備和佈局，可以這樣下決定？台灣何時才會跟進實施無紙鈔呢？

當金融、工業、運輸、倉儲、零售、教育、設計都在往4.0移動（翻轉），如何去想像未來政經社會的新常態？「經營管理」是否也應往4.0移動？企業組織會有什麼新形貌？《經理人》月刊的探討的內容和情境脈絡在4.0社會下，會如何的轉變和定義？還是「經營管理」的原理、原則恆久不變，即使面對「新常態」還是可以「老神在在」（business as us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