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溫肇東教授
《大數據》出版一年後，作者麥爾荀伯格受邀來台公開演講，並和教育部長、新北市市長對話。地點選在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會場有近千人、座無虛席，顯示大家對這個題目、對作者的親自講授還是有所期待。原書的副標題是「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全面革新」，我們仔細檢視過去這一年，可以看到各種巨量資料「分析方法」的課程，在體制內外陸續開出，科技部、工研院、資策會也成立相關單位，希望能跟上這個浪潮，但多半著眼在技術、工具的層面。
但實際在「生活」和「工作」這二個面向，好像沒有感覺到什麼因大數據而引起的顯著變革，難道又只是另一個「狼來了」？其實真正有影響力的變革通常需要多方面配套的互補條件，醞釀時間都會比預期來得久。我比較有興趣的是「概念先行」的這種變革，台灣在第三個面向「思考方式」的進展速度到底如何？有機會主動佔據浪頭，還是被動以致可能滅頂？
我在去年就寫了一篇〈數據落差的隱憂〉，指出數據的have和have not會不會成為「階級落差」的新來源？政府及民間有什麼可以事先防患及因應的？不同領域、各方面的學者專家對此一議題思維的角度及深度，是否會影響未來社會另一次傾斜或翻轉？身邊本來就有較多數據的領域會不會比較敏感，也因此更有興趣與動機去採集及分析更多的數據，進而造成更大的差距與優勢。
例如，人文社會科學相對於理工，原來就較少處理數據。在台灣就較少看到人文學院對大數據有什麼回應。英國人文基金會2013年2月出版了一篇《大數據能為文化部門做什麼？》的報告指出，文化部門的政策、投資、影響，都有相關數據可衡量或不可衡量。同樣的，大數據會如何影響社會科學的研究，當母體巨量資料取得變得可行，過去抽樣、焦點訪談、個案的研究方法會面臨什麼挑戰？
在新聞傳播學院，草根網民供給的文字、圖像、影音的資料數量，與即時性會如何影響傳播媒體的本質？數據落差帶來的「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現象，可能哪些領域會比較在意嗎？以出版業為例，較能先活用各種大數據的業者，會較先突破實體出版的困境嗎？
麥爾荀伯格在書中第七章〈蘊涵〉(implication)中很清楚指出，資料價值鏈的三個環節：資料持有人、資料專家、有巨量資料思維者。一般人比較注意第二個環節，「資料科學家」需求孔急，各種訓練課程因應而起，大多數人都忽略環節一和環節三。誰是社會上擁有資料的人？政府擁有許多資料(健保、財稅、天氣、交通… …)，從公共、公開的資料、數據分析就足以產生前所未有的「新情報」，有價值的判斷，如在公共衛生、國民健康、交通、國家安全等。國家擁有的資料如何為人民所用(open data, open government)，以致產生最多福利，遠比「分析技術」重要多了。開放政府、資訊公開等相關法令及運動的發展，值得注意。
私人企業中又是哪些單位擁有驚人的巨量資料？如統一超商，一天要開出1300萬張發票，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巨量資料，當然它要能發揮價值，還需要和其他的資料做連結，例如消費者的屬性(男女、年紀… …)。中國移動7億個門號的客戶，他們在通訊領域的使用行為，加上地點定位的連結，可以發展出「社會氣象局」(類似自然界的氣壓、氣團在形成，可以提早偵測)；中國信託所擁有的客戶信用卡消費紀錄，也有很大的潛在價值。因此，麥爾荀伯格用到一個字，要避免大數據被「獨裁」(dictatorship)使用。
回到當天現場，麥爾荀伯格的投影片很簡潔，有許多張都是一個關鍵字，就像該書的章節，也都只用一個字，如：價值(Value)、再利用(Reuse)、數據化(datafication)、謙卑(humility)。台灣很少人採用「少即是多」這個策略，覺得很多觀念要寫完整，才可以給聽眾具體帶走(take away)一些東西。投影片只用一個字的講者，倒是要有更多本領，才可以將其真義針對不同客戶或現場的氛圍調整。
此外，麥爾荀伯格的肢體語言也特別多，不時走出講台到舞台中央表演起來。聲調的起伏變化也很大，確實能吸引整場聽眾的注意力。最後他回應蔣部長關於他的背景那一段還相當感人，他分享了幾段和父親討論關於他未來的對話。他其實最喜歡物理，但父親要他唸法律。他遵從父親的願望，先在薩爾茲堡唸了法律、創了軟件公司，之後再到哈佛法學院及倫敦經濟學院進修，有多元的學術和實務背景。他父親在生前最後問他，「這輩子最想做的事是什麼」，他說「當哈佛的教授」，後來他果真做到了，但父親已無法看到這一天的到來。
蔣部長、朱市長兩位也都是學者出身，他們試著在「學術」的高度與講者對話，很多人覺得是場高水準的問答。比較遺憾的是，沒能利用這個機會，對這重要的技術變革所帶來的「人文意涵」做較前瞻性的反省與討論。沒能接續麥爾荀伯格演講最後的提示，重要的不是技術或分析方法，甚至也不是商機，而是思維(mindset)方式。從政策、社會到教育，從服務到研究，要如何因應，麥爾荀伯格在書中也不忘提醒大數據帶來什麼風險、要如何控管。在台灣這類討論太少，尤其人文學者的參與更少，我們真要放任市場去運作這麼大的變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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