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溫肇東教授
2005年5月美國商業周刊封面是「為何台灣重要？」(Why Taiwan Matters?)，十年後我們還有機會上全球財經雜誌的封面嗎？從最場的幾場國際會議場合，或許可看出一些蹊蹺。
在2008年雷曼兄弟引爆金融危機的前二週，「全球經濟論壇」(Global Economic Symposium，GES)舉行了第一次活動，旨在解決「全球性」的各種問題。參與的學者專家來自各國產、官、學、研，他們的名氣或許沒有「世界經濟論壇」(WEF)那麼顯赫，但其多元性、專業性、代表性也不惶多讓，西歐、北歐、非洲、中東、中國、東南亞、印度皆有人員與會。
今年九月GES將在吉隆坡將辦一場「重建經濟，改造社會」(Restructuring Economics, Transform Society)論壇，大會主題包括「面對日益增長的貧富不均」、「伊斯蘭的財務金融」、「能源的未來」等。在分組討論及工作坊則有三十二場，包括：亞洲觀點的勞工移民與人才金三角、逃脫中產階級所得的陷阱、重新定義社會資本、全球供應鏈與永續發展、社會凝聚力—如何衡量公共基礎、數位時代的教育改造等等。
五月由工研院(IEK)和經發會主導，連結上GES這個社群，在台北先辦了一場工作坊，主題是「提升創新與創業精神、邁向知識經濟、走出停滯」。從國外來了20多位專家，國內則是主辦單位邀請的學研專家，總共約100人在圓山飯店進行了一天的討論。
當天台灣與會者都是曾參與及貢獻於「台灣經驗」的人，但我發現大部分的人發言甚少能超越「台灣經驗」。像這樣一個跨國的工作坊，大家當然希望聽到一些台灣經驗獨到之處，或者台灣經驗對其他國家在政府政策或產業管理的意涵。國外的與會者多少都分享了一些當今「全球問題」的根源或解方，包括中產階級的興起，對全球資源消耗造成的壓力，而台灣人傾向將他們視為市場。台灣人太熟悉自己的經驗，對異國情境或人類共同問題甚少具備「同理心」。我們非常務實，對外國事務的了解，只想到如何為台灣所用，「用」不到的都覺得「無用」，甚至，因此否定它存在的可能性，如以政府採購來促進創新。
另一個觀察，是我們的主持人、與談人常請教國外學者、專家為台灣問題提供解藥，不管他們對台灣有多少了解、是不是第一次來，只要是某領域的專家，我們都相信他們對台灣有一定的看法，亦能提出有參考價值的處方，遠來的和尚比較會念經。有許多貴賓其實很謙虛、務實的回應，他們並不了解或還沒資格回答，但很多提問者還硬要坳他講。
當天主題演講由苗豐強闡述台灣創新創業的經驗。過去三、四十年，台灣將ICT產業從垂直整合的價值鏈體系「解構」，讓各中小企業專注在某一價值供應鏈上，形成專業分工的生態體系。這種化整為零的專精若能「與時俱進」，配合應用場域的變遷，其調整與轉型有時比「垂直整合」者更具彈性。
大家可能忽略了上述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有很大的部分是我們的努力造成的。而國際上，許多個人電腦品牌從王安、迪吉多、康柏都不見了，連IBM PC都賣給聯想。而台灣電子五哥即使只做OEM、ODM，沒有自己的品牌，除了毛利率較低，每股盈餘、股東權益報酬其實都不輸品牌大公司。
台灣廠商的能耐也逐漸從微笑曲線的底層往兩頭發展，左邊往設計，右邊往物流、通路，除了核心技術及品牌則尚未攻頂。奇怪的是，我們在整條價值鏈上的能耐已掌握了大部分，但談判、議價的能力仍然薄弱。直到最近開始有一些翻轉，有品牌的伙伴已回頭來找我們，因我們確實最會「做」、最有經驗，可加速創新的成形產出，全球的許多「創新」，是許多先進廠商共同開發、創新不可或缺的伙伴，不過深圳追趕的很快，也不惶多讓。
然而在雲端、物聯網的時代，是否要有新的策略或新的思維(mindset)。台灣因為過去電子製造業成功的經驗，我們不太會想像與評估軟體、網際網路、或雲端服務等比較虛擬、無形的企業價值。大陸因沒有過去的包袱，且有迅速竄起的企業案例，他們有海爾、華為、聯想、中國移動、阿里巴巴、小米機。台灣要從目前硬體產業的困境中，找到出路比較辛苦，因資源大部分仍掌握在過去成功的人手裡，而他們不知如何給青年人舞台，甚至認為有這麼好的硬體基礎，年輕人不愁吃穿，為何沒信心？
一個月後世界重要的電腦展Computex在台北盛大舉行，據說海外來了5萬人。在台灣舉行的會展，大概沒有第二個可以有這樣的規模。這當然和我們的「產業實力」有關「重要會展」之所以重要，是該產業重要的新產品、新概念都在這裡發佈，行業中重要人物不敢缺席，各種論壇、座談、發表會的精彩安排，也是吸引人潮的原因。
我們的主辦單位和媒體有沒有想過在這樣的場合，台灣是否有機會「發聲」，對未來科技的趨勢或創新，就是在台北的論壇「激盪」出來的。能不能發揮和我們實力相當、舉足輕重的「話語權」？像是這次的盛會，宏碁、聯發科都發表了雲端運算時代的想像與企圖，西方世界會當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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