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rdan Wen

以往的假設是有「經濟所得」就會改善其生活、安全、健康、社交等，但在今天這個假設似乎不易成立，我們慣用的經濟數值已無法充分反映我們的經濟生活，更不用說社會生活的面向，因此政府的施政常落於無感的狀態。

我們現在使用「國民生產毛額(GNP)」的編製有其時代背景，當時的全球政經情勢相對較穩定，國家的疆域對土地、人民、技術、資金的流動有一定的限制。「國內生產毛額(GDP)」也可用進口、出口項目作為調整。但今天歐洲大陸、美國等先進國家的開發已達到瓶頸，高失業率、財政赤字，原來單純的指標已無法反映日漸複雜的政經情勢，更無法引領或表達老百姓生活的幸福。而且所謂平均國民所得的「平均」概念，因社會M型化後，貧富兩極的利益懸殊極大，很多政策本來為「眾多的中產階級」服務之假設亦不復存在，因此動輒得咎。

更有甚者，這二年台灣在「平準物價指數(PPP)後」的「國民所得」高達35604美元，全球排名21，比英法等國還高。但在台灣似乎沒有引起多少人討論，大概很少人「相信」這個數字，因無法和自身的經驗有所呼應，也沒想像過35000美元的生活是什麼樣貌，是消費的「量」可增加一倍，還是「質」與「單價」提高一倍，而提供者也會自動升級，再次凸顯了單獨「經濟所得」所能傳達意義的侷限性。

任何的指標都要「真實、合理」才有作用，就像血壓、體溫是健康最基礎的指標;汽車儀表板上的速度、引擎轉速、溫度，也是行車安全的重要指示。經濟與政治的指標會引導公私部門資源的配置，也會影響施政策略，以致人民最終的福利。

馬政府在第二任競選時，曾提出要發展幸福指標的政見，企圖來彌補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等指標的侷限性。這段期間有天下、遠見、中時等機構都試著提出相關幸福指標，二個月前經濟日報亦發表了「幸福指標」，他們是以OECD「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的十一個構面為基礎，包括居住、收入、就業、健康、教育、個人安全、公民參與、社會聯繫、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等。其計分與加總也參考美好生活指數的方法，將有數據為基礎的客觀指標稱為「幸福力」，而透過民意調查的主觀指標稱為「幸福感」。此次，全國總共調查超過22000份，除了金馬之外，台灣21縣市，都有1000份以上，執行的規模龐大。

國家「整體」的幸福指數當然是由各「地方抽樣」加總起來，這次並沒有做國家層級的國際比較。其實「全球幸福資料庫」，在10分的尺度上，台灣是6.2，排名是第54名，和日本、約旦、寮國同分;幸福指標領先群在8以上的，有冰島、哥斯大黎加、瑞士與加拿大，最低的群組是是辛巴威、坦尚尼亞等在2.6-2.8之間。但這些數據所代表的「幸福意義」是什麼，大家並不熟悉，媒體也不討論，所以我們也不會有特別的感覺。

過去，我們並沒有將「國民生產毛額」計算到縣市的層級，因「生產」的價值鏈分布在各縣市，有的公司登記在台北，工廠在高雄，那企業的「生產毛額」或「附加價值」要算在哪一個縣市?但「幸福感」是很真實的「在地生活」總感受，計算到縣市層級也不無道理。

其實國際間的各種評比、排名很多，但要「比」什麼才有意義，大家才會有感，政府才會將之當作施政的參考。台灣在全球的排名以ICT「生產」佔有率數一數二最高，在美國專利申請數的名次也在4-5名之間、IMD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也常落在10-20之間，高於平均「國民所得」的排名約30-40，而國民所得排名又高於幸福感排名。可見台灣前面幾項優勢的排名，離民眾的生活經驗都很遠，和一般人民的幸福感並沒有直接關係。

此次經濟日報的調查結果顯示，各縣市主觀的「幸福感」排名和施政滿意度的相關性較高，和客觀的「幸福力」條件的相關性較低。有些縣市雖然客觀條件較差，卻能給人民較高的幸福感。有些縣市客觀條件較好，但主觀的幸福感卻較低，因此各自都有可以努力的空間。但更重要的政策意涵是，未來如果「幸福」才是重要的施政效標的話，那可能有更多的資源被應下放到地方政府，讓人民直接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