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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年秋到 RPI，攻讀「都市與環境研究」博士，這是一個跨學院（管理、工程、科學、建築與人文社會）的學程。因其課程彈性較大，比較適合有實務經驗的〝老學生〞。原本以為會偏向都市方面的專研，後來發現這方面的陣容並不強。反而遇到了環境管理的教授 Bruce Piasecki ，還相當投緣，從環境的角度看管理等於替我開了一扇窗，因此決定進入環境管理的領域。92年初，與Bruce 一同進行了一項可生物分解澱粉塑膠的個案研究，即將論文方向定在產品發展與環境管理的整合（能夠在第一年就決定論文方向，是我能順利唸完很重要的原因）。
從環境管理到科技管理
在我較熟悉的行銷管理領域，尤其是產品開發的文獻中，幾乎沒有環境的關懷。同樣的，在「環境管理」的領域，過去一向偏重於從公共政策角度探討環境的法規與管理；從企業的角度，亦多限於有關符合環保法規的工程與技術的探討，或如何減低因污染帶來的法律風險等。直到最近二、三年才漸有文獻積極地將環保視為爭取競爭優勢的策略，使環境與企業得以共存共榮，永續發展。但更具體地將環保融入企業的核心－產品的開發與行銷（非表面文飾的綠色廣告），則仍付之闕如。我的論文除了檢討行銷與環保二類文獻間的鴻溝，企圖從三個個案：麥當勞，寶鹼，及華納蘭茂，來研究企業在整合產品發展與環保策略時，所面臨的機會與困難。
我的指導教授群還包括商學院院長 Joseph Morone（科技政策,企業競爭策略），John Goudy（環境經濟），Alexander Aldrich（法律與公共行政），Fred Williamson（環境管理，40年實務經驗）。從他們四人的豐富背景上，使我學到不少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因年紀的關係，與他們亦師亦友，這也是中年再進修的優勢。Morone院長1993年由哈佛出版的 Winning in High-Tech Market，是「技術策略」上很重要的文獻，在1993年曾入選全美最佳教科書之一。因上過他的課，就和淑梨自告奮勇將其翻譯成中文，在台灣由遠流出版，名為「領導優勢」，曾獲李國鼎資政及江丙坤部長推薦，在1994年五月曾列名排行榜。
上次曾提到此次再重返校園對我影響最大的兩人，除了我的指導教授外，就是約瑟夫．摩朗院長。我剛到學校找指導教授群時，許多人就跟我說摩朗為人銳利，但很忙。我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要求他的指導，他說只能在每次考試時，給我一點意見。我的整篇論文，他花費總共不到五、六小時，但給我很多很有用的建議。摩朗和一般學者不同之處，是他進入學術界之前，在奇異總公司研發部門七年，從事新事業機會與技術的評估，有機會深入了解奇異各事業部門在動盪的八０年代，如何躍升與蛻變，因此他有一般只兼做顧問之學者無法取代的實務經驗。九三年起接任RPI 商學院院長，他即用其焦點策略的理論來經營商學院，希望在普通大學入學人口驟降，及聯邦政府一再縮減大學補助的情勢下，以RPI 強勢的理工陣容及優越多元化科技週邊設備，建立及維持其競爭優勢。於是，在課程、師資與研究方面，全以「管理與科技」為策略焦點，希望在五年內能成為此一利基市場的領先者。
科技與管理
RPI 是全美最早的工學院（1842年成立），創辦人Rensselear以應用科技服務社會為宗旨，並以科技教育方面的創新而著稱。二次戰後加強研究所與研發機能及科技移轉的實務。除了在專門技術領域的數十個研究中心外，另以自己的校地成立了「任色列科技園區」、新科技興業中心，尤其是其「創業育成中心」(Incubator)經營的相當成功，獲得今年的 Incubator of the year。RPI 同時也是東北製造業科技中心，以及製造業生產力與科技移轉中心所在地，服務美東北地區的科技界與產業界。
RPI 的商學院，以其工學院堅強的科技背景及上述相關的機構，在1991年創設了「管理與科技」企管碩士，作為在90年代競爭的商學院中之利基特色，更於1995年將商學院正式改名為全美第一所管理與科技學院（School of Management & Technology ）。淑梨因是第一屆M&T MBA 畢業生（93年），所以我有機會熟悉其修習內容與試誤過程。平日對北美「科技管理」此一新學程的發展也有興趣，而多方涉獵，也因此因緣際會地到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任教。
「管理與科技」不是「管理科學」如：OR、IE、MRP、QA、MIS；也不只是較狹義的「科技管理」，如：R&D 、設計、製造管理、專案管理、科技移轉等；主要是應將科技融入傳統的管理機能，從策略、組織、研發、人事、行銷，製造到財務。廿一世紀知識密集、技術密集產業的管理，造成所有權、經營權、知識權的異化，已顯然不同於傳統的企業管理，企管教育有必要反應這個趨勢。尤其我們看到科技豐沛的美國，在很多技術密集的市場上竟被後來居上。問題不在科技不如人，而是經營管理無法善加利用科技優勢來達成競爭優勢。
台灣在「科技管理」的理論與實務發展階段，可能與美國不盡相同，競爭環境也不同。初期較狹義的「科技管理」課程可能較適合目前市場需求（碩士班）；較中長期的發展（將來博士班）應擴及企業的研發與科技公共政策的互動，科技與社會互動之研究，如科技風險，科技倫理，國家科技預算，軍事科技移轉民間等較宏觀的領域。最近在內外科技及政治環境的變動下，工研院、中科院等國家科技資源的重新定位與分配，是一項對我國科技未來影響極大的「再造工程」。
企管教育的挑戰
弔詭的是企管教育在各功能領域的訓練，似乎越趨細分化，如：人力資源，國際企業，金融財務，科技管理。太通才化的企管教育，幾乎變成沒有一技之長，且因分工太細，各個學門難以有效的對話與溝通協調。不同學門間的科際整合：從資訊與財務，設計與製造，行銷與研發到科技與社會，科技與政治，都需要有適度的融合。很多技術與學術上的突破創新往往來自科「際」間的融和，如光電、機電、統計與經濟、環境與管理，或者來自邊際學門如工業考古學，環境經濟學，往往能提供一些各主流學科無法獲得的洞見（Creative Marginality）。
RPI 另一相當有特色、且相當活躍的科系是「科學與技術研究」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該系將「科技」當成研究對象，從歷史、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人類學等角度來探討科技的形成，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從事科技工作者是否因其背景、性別、國籍等與不同科技學門或者創新活動間會有不同的互動。我曾在此系研修「質」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也參與許多該系的研討會，包括如「非西方的環保觀」，「多元文化與全球科技」等系列，在理工的校園裡能對科技做一些人文的省思是相當難得的機會。
台灣已有二個世代皆是由理工為主的科技官僚在領導，但就如同孫運璿遺憾當初只重經濟及硬體的建設，忽略了人文社會的平衡發展。經濟要繼續成長，科技是立國的必要條件，但並不充分，人文與自然環境的承載力與資源的永續利用都必需平衡，才能持續繁榮與發展。從較實務的角度來看，大型工程的規劃、建設及營運問題累累，尤其技術密集的捷運工程，核能電廠等。本來這些大型複雜系統的軟、硬體界面統合的問題就很多，加上在民主社會中與輿論、民意之互動，決策與管理的問題變得更複雜，已不是狹義的專案管理或工程管理能夠涵蓋。因此學校所培養出來的科技管理人員一定要有較宏觀、較平衡的視野與實踐能力，而非多訓練出一些狹隘的技術管理者，這也是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努力的方向。
從環境管理到科技管理
在我較熟悉的行銷管理領域，尤其是產品開發的文獻中，幾乎沒有環境的關懷。同樣的，在「環境管理」的領域，過去一向偏重於從公共政策角度探討環境的法規與管理；從企業的角度，亦多限於有關符合環保法規的工程與技術的探討，或如何減低因污染帶來的法律風險等。直到最近二、三年才漸有文獻積極地將環保視為爭取競爭優勢的策略，使環境與企業得以共存共榮，永續發展。但更具體地將環保融入企業的核心－產品的開發與行銷（非表面文飾的綠色廣告），則仍付之闕如。我的論文除了檢討行銷與環保二類文獻間的鴻溝，企圖從三個個案：麥當勞，寶鹼，及華納蘭茂，來研究企業在整合產品發展與環保策略時，所面臨的機會與困難。
我的指導教授群還包括商學院院長 Joseph Morone（科技政策,企業競爭策略），John Goudy（環境經濟），Alexander Aldrich（法律與公共行政），Fred Williamson（環境管理，40年實務經驗）。從他們四人的豐富背景上，使我學到不少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因年紀的關係，與他們亦師亦友，這也是中年再進修的優勢。Morone院長1993年由哈佛出版的 Winning in High-Tech Market，是「技術策略」上很重要的文獻，在1993年曾入選全美最佳教科書之一。因上過他的課，就和淑梨自告奮勇將其翻譯成中文，在台灣由遠流出版，名為「領導優勢」，曾獲李國鼎資政及江丙坤部長推薦，在1994年五月曾列名排行榜。
上次曾提到此次再重返校園對我影響最大的兩人，除了我的指導教授外，就是約瑟夫．摩朗院長。我剛到學校找指導教授群時，許多人就跟我說摩朗為人銳利，但很忙。我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要求他的指導，他說只能在每次考試時，給我一點意見。我的整篇論文，他花費總共不到五、六小時，但給我很多很有用的建議。摩朗和一般學者不同之處，是他進入學術界之前，在奇異總公司研發部門七年，從事新事業機會與技術的評估，有機會深入了解奇異各事業部門在動盪的八０年代，如何躍升與蛻變，因此他有一般只兼做顧問之學者無法取代的實務經驗。九三年起接任RPI 商學院院長，他即用其焦點策略的理論來經營商學院，希望在普通大學入學人口驟降，及聯邦政府一再縮減大學補助的情勢下，以RPI 強勢的理工陣容及優越多元化科技週邊設備，建立及維持其競爭優勢。於是，在課程、師資與研究方面，全以「管理與科技」為策略焦點，希望在五年內能成為此一利基市場的領先者。
科技與管理
RPI 是全美最早的工學院（1842年成立），創辦人Rensselear以應用科技服務社會為宗旨，並以科技教育方面的創新而著稱。二次戰後加強研究所與研發機能及科技移轉的實務。除了在專門技術領域的數十個研究中心外，另以自己的校地成立了「任色列科技園區」、新科技興業中心，尤其是其「創業育成中心」(Incubator)經營的相當成功，獲得今年的 Incubator of the year。RPI 同時也是東北製造業科技中心，以及製造業生產力與科技移轉中心所在地，服務美東北地區的科技界與產業界。
RPI 的商學院，以其工學院堅強的科技背景及上述相關的機構，在1991年創設了「管理與科技」企管碩士，作為在90年代競爭的商學院中之利基特色，更於1995年將商學院正式改名為全美第一所管理與科技學院（School of Management & Technology ）。淑梨因是第一屆M&T MBA 畢業生（93年），所以我有機會熟悉其修習內容與試誤過程。平日對北美「科技管理」此一新學程的發展也有興趣，而多方涉獵，也因此因緣際會地到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任教。
「管理與科技」不是「管理科學」如：OR、IE、MRP、QA、MIS；也不只是較狹義的「科技管理」，如：R&D 、設計、製造管理、專案管理、科技移轉等；主要是應將科技融入傳統的管理機能，從策略、組織、研發、人事、行銷，製造到財務。廿一世紀知識密集、技術密集產業的管理，造成所有權、經營權、知識權的異化，已顯然不同於傳統的企業管理，企管教育有必要反應這個趨勢。尤其我們看到科技豐沛的美國，在很多技術密集的市場上竟被後來居上。問題不在科技不如人，而是經營管理無法善加利用科技優勢來達成競爭優勢。
台灣在「科技管理」的理論與實務發展階段，可能與美國不盡相同，競爭環境也不同。初期較狹義的「科技管理」課程可能較適合目前市場需求（碩士班）；較中長期的發展（將來博士班）應擴及企業的研發與科技公共政策的互動，科技與社會互動之研究，如科技風險，科技倫理，國家科技預算，軍事科技移轉民間等較宏觀的領域。最近在內外科技及政治環境的變動下，工研院、中科院等國家科技資源的重新定位與分配，是一項對我國科技未來影響極大的「再造工程」。
企管教育的挑戰
弔詭的是企管教育在各功能領域的訓練，似乎越趨細分化，如：人力資源，國際企業，金融財務，科技管理。太通才化的企管教育，幾乎變成沒有一技之長，且因分工太細，各個學門難以有效的對話與溝通協調。不同學門間的科際整合：從資訊與財務，設計與製造，行銷與研發到科技與社會，科技與政治，都需要有適度的融合。很多技術與學術上的突破創新往往來自科「際」間的融和，如光電、機電、統計與經濟、環境與管理，或者來自邊際學門如工業考古學，環境經濟學，往往能提供一些各主流學科無法獲得的洞見（Creative Marginality）。
RPI 另一相當有特色、且相當活躍的科系是「科學與技術研究」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該系將「科技」當成研究對象，從歷史、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人類學等角度來探討科技的形成，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從事科技工作者是否因其背景、性別、國籍等與不同科技學門或者創新活動間會有不同的互動。我曾在此系研修「質」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也參與許多該系的研討會，包括如「非西方的環保觀」，「多元文化與全球科技」等系列，在理工的校園裡能對科技做一些人文的省思是相當難得的機會。
台灣已有二個世代皆是由理工為主的科技官僚在領導，但就如同孫運璿遺憾當初只重經濟及硬體的建設，忽略了人文社會的平衡發展。經濟要繼續成長，科技是立國的必要條件，但並不充分，人文與自然環境的承載力與資源的永續利用都必需平衡，才能持續繁榮與發展。從較實務的角度來看，大型工程的規劃、建設及營運問題累累，尤其技術密集的捷運工程，核能電廠等。本來這些大型複雜系統的軟、硬體界面統合的問題就很多，加上在民主社會中與輿論、民意之互動，決策與管理的問題變得更複雜，已不是狹義的專案管理或工程管理能夠涵蓋。因此學校所培養出來的科技管理人員一定要有較宏觀、較平衡的視野與實踐能力，而非多訓練出一些狹隘的技術管理者，這也是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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