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到亞特蘭大參加美國管理學會的年會，那年有7000人參加。在最後一天的大會午宴，會長交接及最佳論文頒獎時，也有2000多人購票參與。這一年一度管理學界奧斯卡，是所有管理學者成長歷練的舞台。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當時卸任的會長演講的內容，大致如下：「今天我們集聚一堂，熱熱鬧鬧，大家有很多的學習、智識交換，也激盪出許多智慧火花，看著這個社群逐漸茁壯，很令人欣慰。但走出這個門外，有多少實務界的經理人、CEO會在乎我們的論文、我們的研究發現、結論或建議。如果我們努力的結果和真實世界沒有瓜葛(not relevant)，沒有影響力，也不能改變他們、預測他們，那我們所為何事，我們做這些研究的意義在哪裡？」台灣的管理學界近年強調論文發表，強調SSCI，但這些論文和真實世界的管理實務有多少攸關性。發表的論文篇數越來越多，但台灣的管理實務有沒有相對的進展？
在今年(2012Ⅱ)的管理學會「學習與教育」學刊中(AOM, Learning & Education)，有幾篇接續這個主題的論述及反思，值得提出來和大家討論。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二位教授，收集了管理學界最頂尖的二本期刊，管理科學學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SQ)與美國管理學會學報(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以1960年起逢十那一年期刊的論文當母數，將論文區分為可實踐的研究(actionable research )和非實踐性的研究(non-actionable research)。管理學術論文的內涵與結論可能是象徵性(symbolic)、工具性(instrumental)或概念性(conceptual)，照說應各有其價值，但大部分的論文只停留在學者之間互評(peer review)及引用(citation)。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Roger Martin做了更有趣的研究，他估計了生產這些A級期刊論文的成本(研究經費)約是多少，結果約是6億美金。而這些投資的報酬，也就是這些論文的價值是多少？因為學術論文的顧客主要是其他的學者，可能就是看那份期刊的教授與學生幾百人，而不是企業界人士，可能連論文所研究田野之經營者都不覺得有趣或真的有參考價值。
有人辯駁說這些學術論文要有價值，不一定要馬上能「用」，研究的結果可能開拓了人類知識的前沿(Frontier)，尤其我們很難評估「新知識」的價值。研究是有累積的，一篇文章可能一時還不具有實踐性，但假以時日，他可能成為其他文章或知識的基礎。哈佛評論學者高伯瑞斯曾說：「經濟學對經濟學家的就業有幫助」。
在現實的世界裡，企業界還是需要企管顧問公司的診斷與輔導(平衡計分卡、BCG矩陣)，還是需要管理大師解惑、開示(如A到A+、第五項修練)。但基本上企業界人士並不是期刊論文的讀者，學術論文不容易讀懂，一般A級期刊的作者也不一定能和經營者或企業經理人侃侃而談他的研究成果。這中間需要一些「轉譯」的工作，將深奧的學術語言轉化成淺顯易懂的文字，翻譯成適合企業、產業的脈絡與情境之說法。
學者在做研究時，為了易於變項之操作，必須控制其情境，甚至會抽象到要「去背景」(de-context)。而在現實世界裡研究時，只能盡力取得最接近的數據(proxy)，經探討與分析過變數間的關係後，要如何還原？或「可還原」到什麼程度的實境？就要看學者的功力。
坊間一些管理的暢銷書，他們的內容較貼切讀者的需要，但在一些學者的眼中卻是不「嚴謹的」(rigorous)。在英語世界有一些出版社(包括哈佛商學出版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透過一些學者及編輯經營這個園地有一段的時間，能把學術的論文或實務洞見，製作成暢銷書，對實務界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柯林斯、克里斯汀森、彼得聖及等。這些書不只洛陽紙貴，演講的費用也貴得嚇人。台灣研究做得好的教授都忙於發表論文，沒有功夫將之進行轉譯為通俗的論述，也許大部分的論文其實並沒有一般化的價值或必要。
有人說過最實務（practical）的莫過於好的理論，那些缺乏實務價值，或實務界沒興趣的論文，可能本身就不是什麼好理論。彼得杜拉克的著作及洞見影響了很多人，很多的組織，但他本身沒有太多i的文章。
最近的政經現象鉅變，研究很好的老師是否能為社會指點迷津。如台灣的薪資倒退，有什麼理論能解惑，為何在原來研究的模型內不能發現這個趨勢，台灣的經濟若繼續停滯，如日本在二十年的泥淖內，典範公司一家一家應聲倒地，我很好奇，日本的教授在教室裡面，教管理、講策略、講品牌，對學生有什麼說服力？學這些理論真的能經世濟民，或至少有助於我們理解事實的真相嗎？在持續成長的年代，不管公司怎麼做，都有一定的機會可以乘浪水漲船高。但在停滯的年代，要如何突破？要如何回到成長的軌跡上，對學者是很大的挑戰。會不會有一天只有國王看不清楚自己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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