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rdan Wen

從近期的油電雙漲、美牛議題、證所稅或颱風放假，弄得天怒人怨，馬總統以降及其內閣做得再多，
得到的還不只是「無感」，幾乎全是「反感」。有人認為「無感經濟」是因為主政者不會包裝、不會溝通，
希望從各國找到借鏡，他們是如何讓民眾有感。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誤判」，當然也是抓錯藥方，
沒認清問題的本質，無感會沒完沒了，永無安寧之日。

從佔領華爾街到歐債危機，我覺得都是類似的問題，也就是今日的經濟問題複雜性已超越政府行政團隊的「認知」，
其決策與處方當然動則得咎。現有的經濟模型、經濟指標、數據都是過去百年左右逐漸建立起來的。
然而過去一二十年因科技快速變遷，中國崛起，短時間內從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
全球的經濟活動與板塊有了巨大的變動，各國的地理疆界阻擋不了人才、技術、資金、資訊及企業的流動。
這些生產因素過去雖有比較利益與貿易等理論，但其模型較簡單，假設其他條件不變，
某一個因素變動時會有什麼結果。在今天的現實世界中，這些因素，每天都同時在變動，
我們的主計處、統計局所能捕捉的數據多半是落後，且不完整。

有的公司外資比例超過50%，如何界定他是哪一國公司?有些公司的產品100%以上外銷，台灣人從沒用過其產品
，再者，有些公司的生產基地已不在台灣了，其營收與稅收要登記在那裡，政府能干涉的有限。
中油工廠在高雄為主，總公司在台北;更不用說鴻海、富士康的勞工在那裡，是企業的選擇。
為了創造就業，許多地方政府還爭先恐後給優惠條件，這些廠商的決策早就不是教科書上那些簡單的選項。

科技的進展，網路基礎建設普及，付款機制的成熟，購物行為已改變，電視購物，網路購物快速興起，
早已影響了現有的零售業，且層面可能越來越大。傳統店舖查訪(store audit)已失去其完整性。
另外，因頻寬足夠，很多人在網路上看影片及影視節目，傳統「電視收視率」也無法反映真實的收視狀況。
大家都知道，台灣約有百萬人在大陸長短期的工作，固然會增加一些往返的交通消費，但其在台的基本民生消費就減少了。
在台的外勞、外配却悄悄地已成為許多行業基層的勞動主力。從大街小巷的餛飩店、大餅店、到按摩、足浴，
從迪化街的南北貨到在醫院、公園推輪椅的幫手。故宮外面、免稅商店門口的遊覽車，三四星級旅館的房客，
及其附近的超市、超商都有陸客的蹤影。站前地下街有些店家的老闆就是大陸人，還請了台灣人當伙計或店員，
編織成我們社會及日常生活的紋理早已不同了，經濟活動投入產出的掌握也變得不單純。

如果我們的行政官員，政策幕僚或研究人員對這些現象「視若無睹」，覺得和他們的分析模型無關，
也沒能有系統地追蹤這些數字，我們如何做出「有感」的決策。過去三四十年前的數字、
指標與經濟現實較為貼近，決策不易失準。現在一方面模型大有問題，裡頭的各個變數都背離了當初的定義;
另一方面數據取得的方法趕不上變化，為了數據的延續性與比較基礎，也不敢輕易地調整數據的定義。

問題還不只如此，除生產函數的變項本身複雜多變外，其交互作用也產生很多相互干擾，很難假設其他條件不變。
這些生產要素的無國界，顯示了利益關係人的利益變得錯綜複雜了。施政到底要優先滿足業者、還是消費者？
投資者、還是勞動者？建商、地主，還是無殼蝸牛？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還有世代間、國內外的矛盾，動則得咎。

我們到底要和「誰」有「同理心」？傳統的中產階級在消失中，社會M型化之後，誰是「我們」？
這麼多利害關係人，大家的損益都不同，且現在民意高漲，每個人都可以有意見。
佔領華爾街中的1%與99%的涵義，有多少官員與研究者曾認真地去思考過，你是在為1%服務，還是99%？

經濟、社會、政治都變了，要能先承認我們所面對問題的「複雜」性，其本質或型態都不同了;
我們能蒐集的數據也不完整，所賴以決策的模型有相當大地局限性。面對這些困境或「典範移轉」，
需要重新思考、設計，我們決策的的工具與方法，而不是延用固有的方法，忽略所面對的現實。
老是覺得我們的決策並沒有錯，只是時機不對、或不會講話，修補一些話術就可以，是嚴重的誤判。
持續惡化的話，可能會演變到像歐債危機，背後的道理其實大同小異。像溫水煮青蛙，
沒有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沒有危機意識，以為可以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
要知道這是典範移轉，我們再也回不到原來的狀態。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與競爭，
連反應較靈敏的企業，如柯達、Nokia、SONY都會遇到困境甚至破產。那反應較遲鈍，更沒效率的政府為什麼可以安然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