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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在「政大EMBA教室」專欄提到「長大」一書中,作者比較相同行業、先後成立的中國大陸與外國企業的差距,大陸的企業力求長大的企圖心十分明顯(見附表)。
台灣二個月前也出版了由夏藍(Ram Charan)撰寫的「成長力」,我曾在幾個讀書會和大家討論這本書。總體經濟中,「經濟成長」是各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議題,但在個體經濟裡的基本假設是「資源有限」,地球只是一個有限的太空船,但每個國家都想追求永續成長,就像每個企業都要追求不斷成長。然而百年老店畢竟有限,且一將成功萬骨枯,每一家成功的企業,過五關斬六將,同期的企業絕大部分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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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在書店看到大陸出版的「長大」與「跟著智慧走」兩本書,在台灣都有繁體字版發行,猛然覺得台灣商管學界的優勢,解讀亞太、台灣經濟奇蹟的發言權地位開始受到挑戰,商管知識出版業可能逐漸失去大片版塊(難怪有好幾家業者已在大陸布局)。
過去幾年,我每年都有機會到大陸一、兩趟,每次少不了到書店去逛新書,瞭解大陸商管書籍的進展。大陸早期比較著重台灣因市場規模較小較冷門的一些書,如大西部開發、可持續發展,或科普方面,如凱文迪許實驗室、貝爾實驗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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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媒體實驗室(Media Lab)的共同創辦人尼葛洛龐帝,在台北一場與工研院創意中心合辦的「創意午會」中,回答他們的績效怎麼衡量時,他說:「可以衡量的東西通常沒什麼價值。」引來哄堂大笑,這麼直接了當的回答一方面反映了尼葛洛龐帝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媒體實驗室有別於MIT及其他大學研究單位,實驗室運作的差異及旨趣。
一周後,MIT工學院副院長俞久平,在一場「全球研發佈局」的簡報中,則詳細羅列MIT工學院一年的研發經費、研究契約、研發成果、衍生創業等數字,說明MIT的研發能量與優勢。其實依這些指標來看,媒體實驗室的績效也絕對亮麗,但尼葛洛龐帝選擇了這麼直接且大膽的陳述,對希望從代工製造走入創新研發的台灣,無疑是當頭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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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後半起,美國經濟持續成長,而同樣也是技術大國的日本卻呈現持續停滯狀態,探究其原因的討論相當多。芝浦工業大學校長暨197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江崎玲於奈認為:「簡而言之,關鍵字就是科技管理(MOT,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也就是說,日本兼具技術俯瞰能耐與戰略思考的人才,遠不如美國,亦即科技管理人力資源缺乏。這位諾貝爾獎得主一肩挑起日本經濟重生的使命感,在2003年推動第一個碩士學位的專業科技管理課程,來培育技術與經營兼備的人才。相對來說,今年政大科管所將慶祝成立十週年,日本這一兩年才興起的「科技管理熱」似乎是遲來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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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知名經濟學者克魯曼(Paul Krugman)1995年10月26日在亞洲華爾街日報「亞洲世紀的迷思」文中的一段話。
這句在亞洲金融危機前所提出的警語,用在今天的台灣更為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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